穿過初春的南大校園，在鼓樓校區(qū)北園深處，拾級而上，看見一幢古色古香的小樓。這里就是朱鋒教授的辦公室——南京大學中國南海協(xié)同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一年多前，朱鋒教授被南大引進，開始了他人生和學術的又一新階段。

這位35年前的蘇州高考狀元，中國第一位國際關系學博士，29歲成為北大副教授，37歲成為正教授。在北大任教時，他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之一，同時也是受媒體青睞的國際關系專家，常常在電視和報紙上評析熱點問題。

從蘇州到北京再到南京，朱鋒說，35年前上大學的時候，從蘇州到北京坐火車需要24小時，現在從北京到南京只需要3小時40分鐘，地理隔閡已被打破。在南京和在北京做研究，不同之處只是旅行的次數多一些而已。

□高琪

我當時選擇專業(y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革”后中國的社會覺醒

蘇周刊：您曾經是蘇州高考狀元，還是中國第一位國際關系學博士學位的獲得者，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立志從事國際關系研究的？

朱鋒：我小的時候，當時家住在干將路邊上的調豐巷，就近入學，1976年秋季開始到蘇州市一中讀中學。1981年參加高考，當時我的班主任、語文老師邱萬紫先生和歷史老師俞冠南先生都是北大畢業(yè)生。受他們的影響，開始知道北大是中國最好的大學。高考志愿義無反顧地填了北大。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開始，社會科學研究重新得到重視。在我的老師的影響下，我認為學文科已經不僅僅是“文史哲”，更重要的是“政經法”。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進步，才能真正走向進步。我當時選擇專業(y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革”后中國的一種社會覺醒。學什么？要學分析、解釋和治理國家的現實的科學。我當時填志愿只填三個專業(yè)：政經法。

高考志愿選擇填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是受到了當時市一中校長張道臨先生的指點。1981年考到北大之后，我從本科、碩士一口氣讀到博士，并在1991年6月獲得博士學位之后留校任教。1988年我碩士畢業(yè)前也一直忙著考托福和GRE，想出國留學。1988年北大國際政治系剛剛由國務院學位辦批準設立博士點，我的導師趙寶煦教授是國內政治學領域內的大家，承蒙趙先生器重，收留我成為他指導的第一個國際關系學博士生。師從趙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是我一生難忘的歲月。1992年之后又開始不斷往外走，到美國、日本、歐洲學習和進修。

蘇周刊：您在國際安全、東亞安全等領域屢有建樹，近期您又被南京大學引進，擔任中國南海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的執(zhí)行主任和南大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您的研究重心目前轉向了南海問題？

朱鋒：我過去的研究領域側重于東亞安全，長期研究中美、中日和中國與朝鮮半島的外交、安全與軍事關系。2014年8月我決心從北大轉到南大，一是意識到東亞區(qū)域安全的核心挑戰(zhàn)，隨著中國崛起和大國互動關系的變化，已經從亞洲大陸轉到了亞洲的海洋。近年南海問題熱起來，根本原因是今天南海問題的緊張代表了兩種歷史性力量的碰撞——中國要努力成為海洋強國，美國則要保持從二戰(zhàn)結束以來已經持續(xù)71年的在亞太地區(qū)、甚至全球，美國在?？疹I域不受挑戰(zhàn)的霸主地位。中美在南海的戰(zhàn)略博弈將是長期化的，南海問題的緊迫性和戰(zhàn)略影響力已經超過了亞太地區(qū)的傳統(tǒng)熱點——朝核問題和臺灣問題。中國要成為海洋強國，必須要經略海洋。海洋已經成為中國的戰(zhàn)略前線。吸引我到南大任教的第二個原因是2013年6月南京大學拿到了國家教育部第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2011項目”。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是一個國家項目。我在這里和我的團隊正在全力以赴進行中國的海洋安全研究。

今天中國的對外關系，和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幾乎同等重要

蘇周刊：國際關系研究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意義何在？

朱鋒：今天中國整個國家的發(fā)展說到底就是兩塊：一塊是國內建設，一塊是對外關系。今天中國的對外關系，和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幾乎是同等重要。過去400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間的盛衰起伏就像潮漲潮落，連綿不息。在眾多國家組成的國際系統(tǒng)中，國家的命運就像社會中人的命運，有起有伏，有興有衰，這就產生了國際關系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大國崛起。大國崛起是一個歷史性的現象，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種歷史的規(guī)律。對一個崛起的大國，什么是它最大的戰(zhàn)略挑戰(zhàn)？我研究了過去400年15個國家崛起的案例后發(fā)現，大國崛起進程發(fā)生重大逆轉、或者夭折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對外關系，而不是國內問題。國際關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利益關系、競爭關系和權力主導的關系，不是道德關系、更不是簡單的規(guī)則關系。只是為了更好地贏得利益和獲得有競爭力的權力資源，任何國家必須學會用價值、道德和規(guī)則來包裝和填充自己的利益和權力追求。

國際關系雖然本質上是權力的競爭關系，但是要用好權力、獲得更多的權力，不是簡單地有實力就行，還要靠聰明、靈巧與合理的戰(zhàn)略、外交和軟實力，靠對國際關系中規(guī)則的認識、了解和運用。國際關系不是簡單的一個國家存在于世界、如何去和周圍的國家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問題；而是能否在自己的實力發(fā)展進程中有效地趨利避害，更多地去把握機會，同時化解敵意，遏制對手，讓自己獲得合理、高效的安全與發(fā)展的一種藝術。國際關系對一個國家來說不是點綴，而是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之道?？陀^、準確與深入地認識今天中國崛起進程中的外在世界，及時、靈巧和可持續(xù)地思考和制定中國的對外戰(zhàn)略，對今天的中國來講，意義和作用已越來越大。

蘇周刊：目前國際關系的結構是怎樣的，中國在今天的國際關系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朱鋒：今天的世界，國家間的權力關系正處于一種新的調整時期。美國盡管在全球的權力投送上處于相對的低潮，但當前世界的權力結構仍然是“單極世界”。美國占唯一主導國家的地位，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力量在崛起，歐洲、俄羅斯等傳統(tǒng)“豪強”正在經歷新的調整，國際權力的再分配在出現新的“洗牌效應”。

美國的單級霸權地位，正在面臨國內和國際的多重挑戰(zhàn)。但說美國在衰落并不準確。中國已經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關系究竟如何相處？中美兩國到底是“敵人”還是“朋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仍然在考驗著兩國關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兩國的相互依賴和社會交往都在持續(xù)擴大。中國和周邊的亞洲國家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互聯互通也在不斷深化。中國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海外游客來源，但在政治層面中日兩國仍然相互猜忌和高度不信任。因此，在今天這個時代，中國在世界上處于什么地位，已經沒有簡單的回答。我們不僅需要有競爭力的經濟規(guī)模和強大的國防，更需要在國家綜合競爭力指數排名上名列世界前列。

蘇周刊：您致力于國際安全問題的研究多年，請問現在的國際安全問題，相對于過去來說有哪些變化？

朱鋒：在國際關系中有兩個概念處于非常中心的位置，一個是權力，一個是安全。今天這個世界，安全問題、安全的研究和二三十年前已經有了巨大變化。當然也有繼承，繼承的是國際關系仍然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利益競爭關系。另一方面，國家的安全問題有了三個決定性的變化：一是國家安全問題的社會化。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安全是免于侵略，一個國家的領土遭受其他國家的入侵，這種安全的最大威脅今天已經大大弱化，今天的國家安全更多地表現在網絡不能被攻擊，空氣質量，食品安全，資源面臨枯竭。許多安全問題的來源不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仇恨、敵意、對峙，而是在社會的領域中產生。第二個變化是，安全問題越來越技術化。一方面我們高度依賴電腦、WiFi、因特網等現代技術手段，另一方面，這些現代技術手段產生了巨大的安全威脅，比如網絡安全問題，網絡空間將會成為未來軍事沖突首當其沖的領域。第三個很重要的新變化，我把它稱之為安全的復雜化。以前做安全研究要有假想敵，通過對敵人的分析來應對，今天誰是中國的敵人？跟你有爭議的國家是否就是你的敵人？和你有戰(zhàn)略競爭的國家是否注定就是未來的敵人？毫無疑問，在今天這樣一個金融、經濟、資源的競爭越來越活躍的時代，不是有競爭有較量的國家就是敵人。安全的復雜化就在于，誰是你的假想敵，這種概念已經前所未有地模糊了。但是還要做軍事的努力，任何大國都要有強大的國防，要應對未來各種不確定的情景。

蘇周刊：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種安全問題的變化？

朱鋒：針對中國崛起的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huán)境，中國人的基本態(tài)度應該從三個方面塑造和理解：首先當中國崛起，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并不必然給中國鮮花、鼓勵和掌聲。相反，當中國變得強大，世界更多地投來的是猜忌、懷疑的目光。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zhàn)略競爭者，所以美國對中國的防范遏制在不斷增強，中國人對于今天我們崛起之后所面臨的更加復雜嚴峻的國際關系的現實要有心理準備。第二，中國是個特殊的國家，我們經歷了很多坎坷曲折，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發(fā)展道路，為國際社會樹立了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和模式。我們有堅持中國道路的信心，同時又要加速融入國際社會，要從規(guī)則的跟隨者變成規(guī)則的制定者，從國際秩序的參與者變成國際社會共同的建設者。我們所面臨的任務、所面對的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不僅心態(tài)要穩(wěn)，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眼光、我們的知識積累和儲備、我們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都要發(fā)生新的升級和轉化。第三，今天中國崛起，我們這個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事實上我們也變得越來越安全。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封鎖包圍和遏制中國。中國崛起，并非簡單的膀大腰圓就越安全，而是體制、法治和社會越是成熟、創(chuàng)新，才能真正越是強大和安全。很多時候我們認識自己的安全和發(fā)展問題，不僅要從中國看世界，更要從世界看中國。

軍國主義不會復活的日本并不意味著對中國的威脅就會減弱

蘇周刊：您最近在接受采訪時說，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可能性很小，請問應該如何看待今天的中日關系？

朱鋒：中日關系確實是非常復雜而又微妙的關系，70多年來，亞洲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不能再簡單地從70多年前的那場戰(zhàn)爭的記憶和經驗中來判斷和審視今天的日本。作為一個東亞安全問題的專家，我對日本的政治、外交和安全戰(zhàn)略非常的熟悉和了解，這是我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我們不能一味從日本軍國主義是否會復活這個角度來看待未來的日本。只要日本保持現在的民主體制，保持足夠的開放，特別是美日同盟依然還在延續(xù)，日本是不可能走上軍國主義復活的道路的，但是軍國主義不會復活的日本并不意味著對中國的威脅就會減弱，因為中日在對地區(qū)安全的秩序的認識，對如何維護保障亞洲安全和秩序的基本的方法、認識上存在巨大的差異，日本堅持美日同盟，這種所謂的傍大款，這種權力政治的主張，以制衡中國為導向，這種安倍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對中國依然充滿巨大的不信任，甚至排斥。這樣的日本已經越來越構成對今天的中國事實上的威脅。

蘇周刊：南海問題是您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請問您如何看待當前的南海局勢？

朱鋒：目前的南海局勢非常復雜而且動蕩，導致現在南海爭議升溫，特別是存在著軍事主張的根本原因，一是美國現在從幕后走到前臺，利用中國和東盟有關國家的南海主權爭議，來作為戰(zhàn)略上打壓中國的借口，也利用中國正常的合理的島礁建設，張冠李戴，把中國的島礁建設說成在南海的軍事化，來為自己重返亞太的平衡戰(zhàn)略尋找戰(zhàn)略抓手，所以今天恰恰是美國的這種利用南海問題繼續(xù)保持對中國的所謂壓倒性的戰(zhàn)略優(yōu)勢，這樣一種外交和安全的努力，把美國直接推到了南海爭議的前臺，強化了對抗中國的政策基調，這是今天南海緊張的最主要的根源；第二，中國在南海主權爭議上歷來強調雙軌思路，我們愿意和聲索國進行雙邊的外交談判解決爭議，但是現在南海聲索國利用美國“拉虎皮作大旗”，否定中國談判解決南海爭議的積極主張，而是利用美國制衡中國、利用日本打壓中國等等一系列的權力制衡的手段，來為自己爭取在南海非法侵占中國島礁事實的永久化，這是南海局勢激化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第三個原因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東亞安全秩序正在出現微妙的調整，這種調整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為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亞太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已經出現很大變化，但是中國依然堅持和平崛起的基本戰(zhàn)略道路，我們繼續(xù)堅持睦鄰善鄰富鄰的基本政策，問題是，對于中國崛起這樣一個歷史性的事實，很多區(qū)域的國家依然缺乏及時有效的心理調適和政策準備，所以這段時間南海問題的緊張也反映了亞太安全秩序正在經歷變革轉型之痛。

“一帶一路”建設應成為提升素質和能力的機遇

蘇周刊：“一帶一路”建設對未來的中國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朱鋒：“一帶一路”是本屆政府提出的對外關系的戰(zhàn)略性構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斷延續(xù)我國和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的程度，提升在產業(yè)分工、基礎設施聯通和市場規(guī)則相互交融等方面的一體化程度，借助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概念，帶動全球聯系的新發(fā)展，實現經濟的相互融合。

“一帶一路”的倡議很大程度上也凸顯了中國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優(yōu)厚的實力，所以“一帶一路”的本質是中國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同時讓世界和中國經濟的聯系變得更加便捷順暢，通過中國和世界新的一輪互聯互通關系的發(fā)展，為全球經濟提供新的增長動力。但是“一帶一路”現在也面臨挑戰(zhàn)：第一，海外的基礎設施投資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地緣政治的影響，和沿岸國國內政治經濟變化的影響都比較大。第二，“一帶一路”也不是簡單的中國的對外援助計劃和海外投資計劃，中國政府的構想非常明確，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最重要的是我們和沿岸國怎樣在加深經濟貿易包括產能合作等各個方面關系的時候可以有更好的政策的協(xié)調和對接。第三，“一帶一路”說到底能否成功取決于要讓中國的企業(yè)贏得更好的海外的成績，在海外經濟競爭中獲利。“一帶一路”說到底是一個長遠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是要在未來三十年顯示出強大競爭力的中國和世界經濟新布局，這樣一種開拓性的努力意味著“一帶一路”的核心不是簡單地提升地方經濟，“一帶一路”的核心是要提升中國的企業(yè)和社會的海外競爭力。

蘇周刊：如何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抓住機遇，能否給您的家鄉(xiāng)蘇州一些建議？

朱鋒：蘇州歷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qū)，也是中國今天走向世界的一個標識性地區(qū)，如何抓住“一帶一路”的機遇？第一要提升蘇州企業(yè)整體的國際競爭和經營的能力。第二，“一帶一路”建設同時是蘇州社會和經濟治理體制升級和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機會，政府如何更多地為企業(yè)服務，便利企業(yè)的海外投資，同時使得蘇州的人才培育能夠更好地面向國際社會的復雜的競爭，對政府的服務功能是個巨大的提升。第三，我也希望“一帶一路”能成為蘇州整體的社會、人文素質和能力提升的機遇。國際的競爭很大程度上不僅靠資本，而且靠的是品牌的營造、海外投資的企業(yè)和人員的素質和能力。蘇州要變成一個什么樣的城市，人文環(huán)境很重要，今天中國走向世界面臨的一大瓶頸就是中國人不斷提升的經濟和財富能力和個人素質的國際化程度之間還存在明顯的落差。

“一帶一路”是個長期戰(zhàn)略工程，它終將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的橋梁，但是“一帶一路”的建設不是簡單地靠投資、靠項目，更多的是靠我們的企業(yè)、社會和個人提高我們的素質和能力，特別是國際化經營和競爭的素質和能力，真正做到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