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滯后于工業(yè)化、人的城市化滯后于土地的城市化，這是中國目前城市化的現狀。所以，提高城市化率并加速“人的城鎮(zhèn)化”就成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的核心。據媒體報道，在2014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國家統(tǒng)計局已經組織力量著手新型城鎮(zhèn)化調研，為中央落實“人的城鎮(zhèn)化”提供決策參考。 “人的城鎮(zhèn)化”問題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一方面是由于民眾對打破中國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加速城鄉(xiāng)一體化建設寄予厚望；另一方面是由于基于新型城鎮(zhèn)化基礎上的內需釋放被認為是中國未來20年經濟持續(xù)增長的最大引擎。對中國而言，農民工市民化是既定大方向，但農民工市民化的路徑，即如何把農民轉化為市民，以及具體的轉化步驟、轉化規(guī)模卻一直存有爭議，這也正是此次國家統(tǒng)計局調研的目的所在。 農民工市民化的路徑有兩條：一是改革戶籍制度，放寬農民工城市落戶條件，把大量進城農民工的戶籍由農村遷往城市；二是取消與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配套，還戶籍的人口登記功能，在保留耕地的情況下，使戶籍仍在農村的農民工在城市穩(wěn)定就業(yè)，并與城市居民享受一樣的城市福利。二者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是否要改變戶籍，第一種情況是把戶籍遷到城里，而第二種情況是戶籍還可以留在農村。中國應該選擇哪條道路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先弄清楚農民工市民化的直接目的。從純經濟的角度看(不考慮政治和社會影響)，直接目的大致有三個：一是人口向城市聚集有利于發(fā)展服務業(yè)，提高人均收入；二是有利于增加消費、拉動內需，促進經濟轉型；三是部分農民進城減少真正種地農民的數量，擴大農戶的耕地規(guī)模，提高農戶的種地收益，縮小城鄉(xiāng)差距。 只要農民進了城，不管采用哪條路徑，不管戶籍在哪里，第一個和第二個目的都可以達到，關鍵是第三個目的。如果不遷戶口，市民化后的農民仍可以保留農村的耕地、宅基地和林地，仍可以參與村集體的收益分紅，則要提高真正種地農民的收益恐怕會很難。為更好地理解這一點，還是先說說筆者過年期間在老家農村的見聞吧。 筆者老家位于贛南的小村子現在有70多戶，300多口人，人均耕地不到1.5畝。相比10年前，人口增加了80多人，人均耕地減少了0.5畝。10年過去了，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上升了13個百分點，近1.7億人進了城，可為什么我們小村子里的農民反而增加了，人均耕地面積反而減少了呢？ 據村主任介紹，300多人只是戶籍人口數量，真正的農民并沒有那么多。村子里的人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真正的農民(簡稱為真農民)，常年住在村子里，以種地為主，收入來源于種地收入和打零工收入；第二類是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簡稱為半農民)，主要是一些年輕人，基本上沒有種過地，今后估計也不會再種地，收入來源于外地打工收入，有些人在村子里蓋有房子但只在春節(jié)回家住幾天；第三類是戶籍在農村但家早已安在城里的人(簡稱為假農民)，包括一些常年在外務工人員、一些讀過大學在城里工作的人和一些在城里經商做生意的人。 全村300多號人，真農民大約占40%，半農民大約占40%，還有大約20%為假農民。雖然三者所從事的工作、居住地和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別，但他們都是農村戶籍，都享受農村的集體福利。比如，都能按人口數量分得耕地、宅基地和集體山林收益。半農民和假農民并不種地，他們會把自己分得的耕地轉包給真農民種，自己坐享國家種糧補貼和土地轉包費，年底也同樣參與集體收益分紅。由于現在農村戶籍的“含金量”增加，結果導致近些年大家都不愿意把戶口遷出村子，早些年轉成“商品糧戶口”的一些居住在城里的村民還想方設法把戶口遷回了村子，與真農民一起爭奪國家給予農民和集體的福利。于是，經過10年的發(fā)展，村子里真正種地的人口少了，但總的戶籍人口卻多了。 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果，原因就在于這些年來中國的農民工市民化政策傾向于走第二條道路，即淡化城市戶籍的作用。也就是說，農民進城后不管是否在當地落戶，都跟當地居民一樣享受醫(yī)療、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這樣一來，農民為什么還要把戶口遷到城里來呢？農民也是理性經濟人，把戶口放在農村，享受城市福利的同時，額外獲取一份農村福利不是更好嗎？ 但是，這種政策導致假農民也拼命去搶奪國家給予真農民的福利?，F在種地大部分采用機械化作業(yè)，勞動力投入并不需要太多，一對夫妻種50畝地應該不是問題，但由于“人多地少”，真農民想要種更多的地只能從半農民和假農民的手里轉租，不但拿不到種糧補貼，租金還一年比一年水漲船高。國家種糧補貼本來是對種地農民的一項轉移支付，是一種農產品補貼，現在卻演化成了大家爭奪的一項人頭津貼，只要戶籍在農村，不管你種不種地，人人有份。2013年，中央財政安排的國家種糧補貼就超過了1000億，這其中真農民又能得到多少呢？這顯然與國家的政策初衷有很大出入。 大家通常的認識是，以居住證制度代替戶籍制度既是國外已有的成功經驗，也符合人類遷徙自由的現代文明方向。但有一點要注意，國外農村的土地是私有的，是可以自由買賣的，而中國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不能帶走也不能轉讓，只能以戶籍按人頭來分。如果只取消附著于城市戶籍上的公共福利，卻不斷提高附著于農村戶籍上的待遇，那么，在農村福利政策的誘惑下，是不是假農民會越來越多呢？是不是中國的“削減”農民之路會變得越來越難呢？這到底是鼓勵城市化，還是鼓勵逆城市化？真正農民的利益又由誰來保障？如此看來，我們真的需要反思中國現有的農民工市民化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