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智慧、洪秀全的權謀，說到底都是建立于叢林法則上的斗爭法則，是人性之惡的體現。我們不能期待市場能完善人性，但卻可以期待市場環(huán)境的規(guī)則改變和組織形態(tài)的革新 臺灣《聯合報》老社長張作錦先生，乃臺灣著名“文膽”，忠直敢言，一生以譚嗣同“愿將此身化明月，照君車馬渡關河”為自身職志。張作老對湖湘人文素有敬意，屢屢對我言及。作為湖湘子弟，我亦與有榮焉。遂于去年冬天安排作老一訪湖南，由吾師孟澤相陪，游訪了岳麓書院、郭嵩燾故居、譚嗣同故居等。作老對曾國藩故居心甚向往，但時間太過倉促，未能成行，只能留待下次。曾國藩成就王霸事業(yè)，“兼辦事之人與傳教之人”于一身，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體，為“千古第一完人”，或許這也是最打動張作老之處。 那次從湘返粵的路上，要經過花都，于是我建議順道去參觀洪秀全故居。洪秀全滅亡，乃拜曾國藩所賜，看看太平天國的祖源之地，或可反向彌補張作老的湖湘之憾。 洪秀全故居系完全重建，當年曾氏在此屠村，人命都不保，更遑論建筑。故居陳列太平天國情事展覽，如同所有的“愛國教育基地”一樣，充滿了意識形態(tài)的“慷慨悲歌”，倒是陳列的一些太平天國類似兒歌般的天父詔旨、檄文宣告等等，與那種“慷慨陳詞”顯得相映成趣。同行的社會學教授丁學良一語道破：“這不都是些順口溜嗎？” 然而就是這些婦孺皆能傳誦的順口溜，差點要了大清的命。幾個落第書生、沒讀幾天書的礦工、山民，正是用這種迥異于廟堂語言的簡易句子，鼓搗起了晚清底層百姓的民氣，定都天京，也底定了太平天國的事業(yè)。只是惜乎天京事變，天國事業(yè)盛極而衰，最終人間“小天堂”化為迷夢。 吾鄉(xiāng)大賢曾國藩，近十多年來可謂大熱。為官者常常作為枕邊物，因為據說毛澤東有云：“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而毛公政治上之對手蔣介石，據說也對文正公佩服得五體投地，晚年敗逃臺灣后，依然是批讀不輟。 隨經濟大潮起落，為商者對曾氏亦心存仰望，雖有諺曰“做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但想必是中國政商從來不分家、為商之途得循為政之道的緣故，所以才會有商人“左手曾國藩，右手胡雪巖”這樣的閱讀奇景出現，以至于有類似曾國藩給企業(yè)家上管理學的課程問世。 商人們從曾國藩、胡雪巖身上學習為商之道，如TCL李東生就把整本《曾國藩》翻爛；商人們往往對曾國藩公“成功學”孜孜以求，卻常常對曾文正公對手洪秀全敗亡的原因不求甚解，雖然在中國近二十年來，企業(yè)面對失敗的風險比迎接成功的到來要多得多。當然，對太平天國的關注，也有馮侖、史玉柱這些發(fā)于中國經濟草莽、生于中國市場亂世的企業(yè)家。馮侖就在《野蠻生長》中說到當年萬通六君子分家的事情，意識到經過“座有序，利無別”的“排排坐，分果果”的公司草創(chuàng)階段后，已經面臨到諸侯紛爭、號令不從的組織困局問題，一個公司要從非契約型組織進行組織再造，必須避免企業(yè)高層“太平天國化”，以此決定“絕不做太平天國?！倍嘤吵扇さ氖?，當年紅軍長征，搶渡大渡河，蔣介石就喊出要讓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口號，所幸中共在長征前期舉行了重新確立領導核心的“遵義會議”。雖然后來也面臨張國燾分裂、西路軍覆滅的情況，但還是保住了革命的精銳元氣。 如果把曾國藩視為“成功學”之大成，洪秀全則為“失敗學”之代表。如果把太平天國視做一個公司，從組織形態(tài)來看，無疑是高度宗教化、軍事化的——這樣的組織無疑也是最具戰(zhàn)斗性的：擁有洪秀全這樣“天父次子”、“天兄之弟”的神圣化領袖——董事長，擁有楊秀清、石達開這樣身具謀略、百戰(zhàn)不殆的軍事家——職業(yè)經理人，有《天朝田畝制度》這樣先進的制度變革，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這樣優(yōu)良的股權分配形式，還有“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這樣無間的企業(yè)文化，更有競爭對手晚清墻倒眾人推這樣絕佳的外部競爭環(huán)境，太平天國公司不可能不成事。但天京事變，兄弟鬩于墻，被魅化的領袖不過是一群爭權奪利之徒，“公天下”的口號不過是為了領導人能盡占勝利果實，與禁止下層男女婚配的軍事化制度設計相對的是頂級高管可擁有每人幾十個“王娘”的事實……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偉大？)的農民戰(zhàn)爭，不過是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最能體現人性之惡的片段而已。 無論商人怎么追捧曾國藩，其實亡太平天國的，是洪楊自身，是那種被中國文化養(yǎng)成的千年人性之惡。假若歷史可以重演，倘若不是天國內訌，曾國藩幾次自殺即便不成功，也會被皇帝老子罷免，摘去頂上烏紗，甚至摘去項上人頭。 其實，喜歡“成功學”的商人讀曾國藩等所謂大歷史，其表面好像是在學習管理智慧、用人之道，實則更多的是在學管理的權謀和馭人之術——而且，中國的道術、智慧也往往是有毒的，而在太平天國的“失敗學”中體現得更為邪惡而已。 吾國改革開放已三十年，西方企業(yè)家傳奇和商業(yè)成功案例之類的書籍已多有引進，而近年來以培育商界精英為號召的各大商學院，流行的是講述中國王朝興替的故事，聽者且眾。被市場邊緣化的歷史學先生們從資治通鑒講到資史通商，企業(yè)家們左手杰克·韋爾奇，右手古代王朝掌故，這對應著我們的環(huán)境現實，即叢林法則尚在通行，組織形態(tài)的革新尚待完成?！珓e忘了，中國已脫離王朝周期性震蕩的悖論、規(guī)律，商戰(zhàn)與革命亦不可同“事”而語。 人性不可能在市場中得到完滿，但市場制度性的完善還是有可能的。這或許就是有一天商人不需再讀曾國藩或洪秀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