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靖笙

文化是什么

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文化是一個很普及也很寬泛的概念，可是當我們討論到底文化是什么的時候，對文化的解讀又濃縮到了很狹窄的特定學術范疇，譬如人文信仰、文化藝術、意識形態(tài)、企業(yè)行為模式等等。

當我們討論文化是什么的時候，或者先換一個角度來探討，什么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出現過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混為一談，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對文化人的身份標識是秀才以上，新中國建國后用知識分子隊伍替代了舊社會文化人的標識，而剛開始知識分子的身份很尷尬，因為建國后前三十年知識分子不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甚至在歷次的政治活動中受到排擠打擊和斗爭。后來小平同志提出了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著名論斷，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真正解放了知識分子的工作積極性，也為我國這三十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國民經濟高速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知識分子群體更多是從事科學技術經濟領域工作并且擁有相關專業(yè)技能的腦力勞動者，他們算不算是文化人呢？這個問題恐怕也是眾所紛紜的，如果說是，那么有知識就等于有文化了嗎？現實生活中，學歷高、專業(yè)強卻品位低、素質差、沒道德的人也不是沒有，這些人虛有高學歷卻不修品行，行為粗鄙放蕩傷風敗俗，如果這樣的人也算是有文化恐怕會招致很多人的非議；而另外一方面，沒有知識的人就沒有文化了嗎？在歷史上卻恰恰是很多大字不識的普通百姓深明大義、精忠報國，學富五車的人反而做了漢奸叛徒、賣國求榮，這些人和前者相比，誰又更有文化呢？所以，什么人算有文化，這還真不能一概而論，簡單站隊、粗暴劃線。

    當我們無解于剛才的討論的時候，我認為，雖然我們承認現實中文化的影響力，而對文化的研究可能正是由于偏向專業(yè)和學術的認識誤區(qū)，導致了對文化定義的高、大、上、假、大、空的偏見。當我們思考什么是文化的時候，應該把眼光放回到人類文明漫長的進化史，誠如老子《道德經》所言，“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人類社會經過漫長演變所形成的文化不可能是橫空出世，更不可能是脫離現實生活的純粹精神消遣。

    漫長的自然進化和社會演化，讓人作為具有自我意識的生命體，不同于自然界其他一般的生命存在，人的主觀能動性或者說對生存方式的個體選擇性的明顯區(qū)別于其他生命物種的，而擁有的個體思想能力讓人類具有了能分辨萬物、改造自身和環(huán)境的智慧。文字的出現也才短短五六千年的歷史，而人類社會經過近百萬年的演化，人類在長期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日積月累、傳承、沉積、內化而成了一整套系統的社會化生活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是一定歷史階段上人類生存方法的綜合，簡言之，就是人是怎么活著的、活著的基礎以及活著的狀態(tài)，以及生命價值的實現方式，這毫無疑問是文化最樸素的形態(tài)，是文化的物質生活保障屬性。

社會生產力的豐富也帶來人類能力的極大提升，對于社會個體而言，自我意識和個性選擇范圍同時也在釋放，能力的成長結合人性中自私的弱點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野蠻的暴力，群體性暴力的社會動亂又翻過來嚴重危害了每個人的生存權利，因此在各種力量的較量中，文化成為一個維持平衡，促進社會和平穩(wěn)定的因素，“亂以尚武平天下；治以修文化人心”，人類經過亂世治世的反復輪回，王侯將相、英雄草莽雖得勢一時，但終歸是被歷史大浪淘去的流沙，能夠沉淀下來的是能感化人心的文化作品和所反映的感人事跡，這是文化的社會道德屬性。

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今天，現代化戰(zhàn)爭毀滅性的威力讓兵強天下的對外侵略實現強國的邏輯受到極大的制約，和平共存、避免戰(zhàn)爭是目前國際社會普遍的共識，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從武力對決轉向經濟領域和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無聲較量。就目前人類所處的歷史階段而言，談文化離不開國家和民族，否則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國家和民族的形成離不開社會群體相同的價值取向，這是文化傳承的國民價值屬性。

西方發(fā)達國家為了達到和平演變的戰(zhàn)略目的，否認文化的民族性和國家性，提出所謂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普世價值觀，并且以此作為其文化武器在世界范圍內推銷，其本質是通過意識形態(tài)的植入實現其不可告人的和平顛覆意圖，實質上是變相的文化侵略。歷史上存在的人類四大古文明，古希臘、古巴比倫、古印度，就是因為被外族侵略的同時文化也被廢棄和禁止了，導致這些文明在今天人類社會的徹底絕跡，而中華文明雖然也歷經歷史上多次外族入侵和諸侯割據內戰(zhàn)，在一定時期受到很大的打擊和削弱，但由于內在頑強的生命力和強大的融合力，讓中華文化渡過多次盛衰周期性的劫難考驗，最后總能絕處逢生，鳳凰涅槃。其中具有鮮明文化標示的中國漢字，自周以來經過幾千年也能得以繼承和保留，讓我們今天只要認識漢字的人也能讀懂兩三千年前眾多圣賢的思想精華，而現在國際流行的英語，經過短短一兩百年的單詞詞匯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狄更斯時代的原著恐怕都要通過專業(yè)人士的翻譯才能為大眾理解。我國是多民族國家，而各民族在中華大家族里面不但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還融入了中華文化博大的胸懷，正因為中華文化的特點是泱泱大度、不拘一格、包羅萬象、生機無限的偉大精神氣質，被中華文化的淵博浩瀚所折服的中國各族人民，因此形成了熱愛中國自覺維護國家統一的文化認同，激勵每一位中國人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奮發(fā)圖強。這是文化的信仰皈依屬性。

因此，放在歷史的長度來考量什么是文化，我認為被國民所普遍認可、接受、遵循、信仰的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和價值取向，凝聚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因素就是文化。從這個角度，我認為除了人腦子里的所思所想，承載文化的形式是泛在的、多樣的，文字書籍、學校教育是一種方式，口耳相承、言傳身教也是一種方式，而當今大數據互聯網時代，通過信息技術的數據獲取、處理、交換、分析更是一種方式，形式或者說載體并不是文化的實質，生活品質、價值認同、道德指引、精神凝聚和信仰傳承才是文化的實質。

為什么要有好的文化

為什么要有好的文化？我認為歸根到底離不開對人性需求的了解，根據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心理需求是由低向高分成五個層次的，當衣食住行的生理和安全等物質保障性需求得到滿足，人的需求就會向歸屬和愛、社會認同、自我實現這些精神價值性的文化需求轉變。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文化是一種力量，它是構成綜合競爭力的軟實力。我們常說“潤物細無聲”，文化融入經濟實力、政治實力、社會實力中，成為經濟發(fā)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fā)展、社會化大生產的勞動方式是人類文明成長的主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不容置疑的客觀規(guī)律。從根本上說，文化由經濟基礎決定，經濟力量為文化力量提供了發(fā)揮效能的物質基礎和載體平臺。然而，經濟也離不開文化的支撐。文化賦予經濟發(fā)展，以深厚的人文價值，使人的經濟活動與動物謀生行為有本質區(qū)別；先進生產力與生產力中最活躍的人的因素一旦結合，勞動力素質會得到極大的提高。勞動對象的廣度和深度得到極大的拓展。人類改造自熱，取得財富的能力與數量會成幾何級數增加。文化力量對政治制度、政治體制的導向其引領作用。進而化作維系社會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要化解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必須依靠文化熏陶、教化、激勵作用，發(fā)揮先進文化的凝聚、潤滑、整合作用。

回顧人類文明歷史的進化軌跡，作為人類文明分水嶺的軸心時代，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莊子等諸子百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fā)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

因此，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文化發(fā)展將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推手和主要形式，人民多層次多樣化文化需求將構成社會經濟生活的主體。歷史充分表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創(chuàng)造精神的充分發(fā)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特別在當今互聯網高度發(fā)達、經濟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各種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觀點已經無地理緩沖地發(fā)生激烈碰撞，文化領域的國土陣地也需要被我們捍衛(wèi)，誠如當代中國藝術大師顧洪濤老師指出的：“什么是盛世？只有經濟發(fā)展的時代不算是盛世，唯有也誕生了偉大的文化作品的時代才能稱得上是盛世”。一個國家僅僅有經濟上的成長是不夠的，只有當我們在文化上，在話語體系、價值理念、思維方式、人文科學、生活方式等方面為世界人民所接受、所羨慕、所敬仰的時候，我們才真正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什么是好的文化

老子在《道德經》里面就已經明確指出，“執(zhí)大象，天下往”，是以大道所歸，即天下所歸。而好的文化，正是對大道的追求和弘揚。而如《道德經》的開篇，道可道，非常道。大道是無法用語言完整而準確地詮釋的，因此，以追求大道為使命方向的文化，也無法用一成不變的言語全面而準確地描繪。結合當前新常態(tài)下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我把好的文化歸納為以下幾個特征：

首先，好的文化是尊重生命的，人類文明的進步在于逐漸建立對生命的尊重，如果說人類早期最樸素的文化動機是為了能更好的生存下來，而經過軸心時代對終極關懷的哲學思考，人類的文化超越了物質必然王國的生存保障，轉向精神自由王國的靈魂訴求，文化負有指引人類超越個體有限生命，追求無限價值傳承的使命，其出發(fā)點也是以生命為中心的宇宙觀，尊重各種生命天然固有的生長周期而不粗暴干涉。上天有好生之德，無論是怎么樣的價值訴求，漠視甚至草菅人命，傷害自身和無辜生命的極端思想和宗教文化即使不是邪惡的，至少也是不正當的；

其次，好的文化是充實和愉悅精神，提升生活品質甚至是人生境界的，是鼓勵人們覺悟有情、鏈接自信的。構成文化主體的精神屬性決定了文化更多地與人們的精神需求相關聯，沒有文化的支撐，物質的繁榮是無法填補精神的空虛的。經濟發(fā)達了，人的能力是越來越大了，可如果文化落后了，導致信仰迷失、精神空洞、道德虛無，則大的能力有可能反而成為胡作非為的人為禍害的根源，這樣發(fā)達的生產力還能造福人類嗎？誠如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指出的：“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人生難免有很多的煩惱和挫折，每個人對于生命必然都存在過動搖和迷茫，好的文化是幫助人們覺悟有情、鏈接自信的，其方法是讓人們因為在私心欲望驅使下忙碌追求外部功名利祿的過程中喪失的自信、迷失的自我、迷惘的心靈，通過追求內心的安定和覺悟，來消除心里的負面能量，從而回歸正面的、友善的、光明的、健康的心態(tài)。這點在一般現實意義上，應該能幫助人們消除煩惱、調解心態(tài)、化解矛盾，而從在更高層面的意義上，能讓人成為一個有高貴心靈甚至是高尚情操的人，所謂修文感化人心所強調的也在于此。

再次，好的文化是包容和諧的、鼓勵創(chuàng)新的，好的文化有巨大的延展空間，正如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象無形，厚德載物”，人類文明的多元化發(fā)展是歷史的進步，有生命力的好文化應該能不斷接納和包容各種好的元素，站在歷史長河來看，東西方的哲學思想都曾經和正在創(chuàng)造輝煌，好的文化不但不會封閉自己的思想疆界，反而會積極鼓勵對不同文化精華養(yǎng)分的學習吸取和創(chuàng)新探索，通過包容和鼓勵創(chuàng)新來與時俱進，保持先進性。

最后，道法自然，好的文化既然法于大道，當然也是順其自然的。尊重大勢至，好的文化應該是鼓勵人們順應大勢做事的，老子《道德經》中“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是通過自身的種種深度悖論，精辟地展現了人與自然之間和人的存在之中所蘊含的一系列深刻張力，對于我們今天探討和解決現代人類的發(fā)展問題，仍然具有十分深邃的啟示意義。

總而言之，人類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只要是健康的、向上的，必然也會從大道所代表的宇宙萬事萬物永恒變化背后恒常的客觀規(guī)律中找到精神層面的高度統一，誠如《禮記·禮運篇》里面所表達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個公，在文化層面就是人類精神價值的最大公約數。因此，中華文化復興必然會皈依于實現英特納雄耐爾（即英文international 源于法語的internationale）的國際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成為建設世界大同理想社會的歷史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初稿結于2014年8月29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