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建在連上：杜絕組織的“敗血癥”

　　一方面缺乏對組織的基本責任感，無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常理，可以為一己之蠅頭私利而置組織的全局、利益和前途于不顧，甚至發(fā)展為種種損公肥私的腐敗行為；另一方面在大權獨攬時卻又總是伺機將整個組織據為己有。——這種特殊的“組織行為”是任何組織都有可能遭遇的尷尬，也是組織管理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當年的國民黨就深受此害，而毛澤東卻以“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創(chuàng)新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古老的難題。

　　“組織敗血癥”的幽靈

　　有一種可怕的疾病叫做“敗血癥”。這是一種嚴重的繼發(fā)感染，當細菌從身體的某個感染部位傳入血流時，如果人的免疫系統(tǒng)未能阻止細菌的繼續(xù)繁殖，就有發(fā)生敗血癥休克的危險。這是一個潛在的威脅生命的疾病。

　　組織中同樣存在著一種可怕的“敗血癥”，稍不留心就會終結組織的生命，這就是人所共知的“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

　　當年曾被毛澤東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東西，其實質就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毛澤東總結了自由主義的11種表現，大體可以歸納為：不講原則，不負責任，無組織，無紀律，一方面對損害人民利益的錯誤傾向和壞人壞事漠不關心，麻木不仁，或采取調和折衷敷衍了事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又愛背地里講壞話，發(fā)牢騷，搬弄是非，制造糾紛。毛澤東為什么稱之為“自由”主義呢？這里的“自由”一詞，其內涵是“消極”、“自發(fā)”或“放任自流”的意思。

　　“軍閥主義”的表現則看似相反：他們將組織的一切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將成員視做自己的“家奴”（當然不能在口頭上這么稱呼，卻在制度與行動中體現）。

　　“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的一個共同之處是：個人利益（而且是眼前的利益）極度膨脹、嚴重缺乏對組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span>

　　由此可見，“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不過是“組織敗血癥”的硬幣之兩面。只要條件變化，它們就會相互轉換。“官僚主義”者一旦大權在握，并且具備了左右局面的能力，就會產生將組織據為己有的沖動，最終演變?yōu)?span style="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軍閥主義”；而“軍閥主義”者則在不具備左右局面的能力時會無視組織的存亡，只圖一己私利的滿足，最終演變成為“官僚主義”。換而言之，在對組織的基本責任感和使命感淪喪之下，狹隘利己主義的沖動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庸人會成為“官僚主義”者，而“能人”則會成為“軍閥主義”者。

　　在今天的企業(yè)中，“組織敗血癥”的幽靈也同樣無處不在。

　　當然，由于國有企業(yè)中存在的人所共知的“官僚主義”習氣，以及美國GE公司的價值觀中刺眼的名句“痛恨官僚主義”，使我們對存在于大中型企業(yè)中的 “官僚主義”并不陌生。

　　但是若想杜絕“官僚主義”卻非易事，在更多的情況下只能進行最大限度的預防或扼制。幾乎所有偉大的長壽企業(yè)都曾有過感染官僚主義惡習的記錄，甚至連IBM這樣的企業(yè)也未能幸免。

　　IBM的第5任CEO郭士納（Louis Gerstner）曾經在他的自傳《誰說大象不會跳舞》中回憶自己在1993年愚人節(jié)(4月1日)入主IBM時所看到的情景，“（IBM當時的）這種機制從總體上來說，不關心客戶的需要，而只注重公司內部爭權奪利。只要一聲命令，公司的所有項目就會立即停止運營；官僚主義體系保護的是各自為政，而不是鼓勵合作；而且管理團隊也主要是主持工作而不是實際地去采取行動。IBM甚至還擁有自己全部的內部語言體系。”——郭士納最終憑借非凡的才干將IBM這頭藍色大象訓練成優(yōu)秀的“舞蹈師”，重新煥發(fā)出巨大的生機與活力。這是后話。

　　然而，如果說企業(yè)面臨“軍閥主義”的威脅，則會讓人不知所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并有“上綱上線”之嫌：企業(yè)怎么會和“軍閥”扯上關系了呢？

　　正如前文所述，“軍閥主義”的本質是在個人私利極度膨脹下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淪喪；其基本表現為據組織的一切為己有。如果說企業(yè)“官僚主義”表現為不負責任的得過且過的話，那么企業(yè)“軍閥主義”則表現為非法侵占企業(yè)資產。在國有企業(yè)內，“官僚主義”直接導致了企業(yè)的僵化和窒息；而“軍閥主義”則導致了“內部人控制”之下企業(yè)資產（往往是國有資產或上市公司資產）的流失?！　?/span>

　　據《財經時報》報道，2005年的第一個月，“截止到2月2日，今年（2005年——引注）已有11家上市公司的12名高管落馬。事發(fā)高管案例中，大多是由于侵吞國有資產等問題由外部監(jiān)管機構查出。”這12名落馬的上市公司高管，堪稱“企業(yè)軍閥主義”者的“杰出代表”；同時，他們的結局也同樣揭示了“企業(yè)軍閥主義”者在中國的必然命運：　

　　廣州藥業(yè)股份有限公司(600332)原董事長蔡志祥、廣州白云山制藥股份有限公司(000522)原董事長李益民因重大受賄案，目前，正被廣州市檢察院審查。

　　1月15日，東北高速 (600003)董事長張曉光涉嫌挪用公款被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刑事拘留；同日，山東巨力 (000880)公告原董事長王清華涉嫌虛增利潤騙取配股資格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1月16日，浙江東方(600120)前董事長劉寧生、前任副董事長吳建華涉嫌嚴重違反國家財經紀律從而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流失，被浙江省紀委“雙規(guī)”。

　　1月19日，開開實業(yè) (600272)總經理兼三毛派神 (000779)董事長張晨涉嫌合謀侵吞數億元國有資產被公開。

　　1月25日， ST京西 (000802)董事長劉利華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此外，東方創(chuàng)業(yè) (600278)副總經理陶洪涉嫌經濟問題被“雙規(guī)”。

　　1月27日，深圳機場 (000089)公告，公司總經理崔紹先因涉嫌個人犯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目前正在調查中。

　　1月28日，利嘉股份 (600696)發(fā)布重大事項公告稱，公司日前接到四川省廣漢市公安局通知，公司總經理陳翔因個人涉嫌合同詐騙罪，已被四川省廣漢市公安機關逮捕。

　　但愿2005年這個“灰暗”的1月只不過是歷史的偶然。

　　但窺斑見豹的感覺卻分明告訴我們，這個“偶然”恰恰源自“必然”——這只是冰山之一角。這是一個令人極不愿意面對卻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然而，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組織敗血癥”之威脅的客觀存在恰恰反映了在組織建設中，長時間以來未被人們足夠重視的一個領域：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使成員在實現個人價值（并非完全是利己主義的）的主觀追求中，客觀上為組織創(chuàng)造價值；或者說，如何避免因為人的利己本能之無限度膨脹而傷害組織的利益。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先賢們所開創(chuàng)的獨特的政治工作制度無疑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啟示。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對秋收起義部隊進行的著名的“三灣改編”注1　時，開創(chuàng)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后來又從黨代表制發(fā)展成以“政治委員制”為核心的“二元首長制”。本書將這種政治工作制度統(tǒng)稱為“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span>

　　支部建在連上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封建官僚主義思想依然主宰著國民的靈魂；國家正逢亂世，社會的無序使軍閥主義思想四處彌漫。當時的中國社會普遍盛行的觀念是有槍就有權、誰槍多誰就勢大。共產黨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創(chuàng)建自己的軍隊。若要想讓這支隊伍“出淤泥而不染”，首先就必須解決建立起對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思想的“免疫系統(tǒng)”。

　　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在軍隊內部實行官兵平等和民主參與的制度才是抵御官僚主義的唯一途徑；同樣，軍閥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士兵效忠于某些特定的將佐軍官，只有對軍隊實行黨的絕對領導，將士兵效忠的對象從特定的人物轉向特定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又是代表士兵及其貧困家庭之階級利益的組織），才能有效地防止軍閥主義思想的侵蝕。

　　“三灣改編”覺醒了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的人格意識，這些覺醒的造反者也從此煥發(fā)出令敵人望塵莫及的戰(zhàn)斗力。毛澤東在總結井岡山的斗爭經驗時深刻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斗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66頁）。

　　1937年10月，時任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黃克誠在深入八路軍115師調查研究時發(fā)現，紅軍雖然改編不久，又取得了平型關戰(zhàn)役的勝利，但部隊作風卻起了很大變化，思想比較混亂，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經常發(fā)生，軍閥習氣開始滋長蔓延。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紅軍改編時，受國民黨的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被顯著削弱所致。于是，黃克誠當即建議在部隊恢復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部門，毛澤東等很快研究批復了這個報告，從而使短暫中斷的政治委員制度得以恢復。

　　如果我們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命題的深刻內涵簡單地理解為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那是極其片面的，甚至會在延伸出更深的曲解。因為對組織的過度控制（或稱過度管理）恰恰會導致組織的僵化，而這正是官僚主義滋生的溫床。

　　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共產黨陣營內恰恰沒有 “組織敗血癥”的任何容身之所。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首先，共產黨對軍隊（或黨內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的控制或領導，絕不是片面的和僵化的行為控制，而是從政治、思想和組織方面進行根本性而非枝節(jié)性的領導——今天的企業(yè)一旦加強控制，就會采取不厭其繁復的程序或制度，進一步導致官僚主義習氣的蔓延和組織的僵化。

　　其次，軍隊對黨、下級對上級，都是對（黨）組織的服從，而不是對（黨）組織中某個人的服從。而作為領導核心的黨組織，一方面是由全體符合條件的成員都可以申請加入的半開放的系統(tǒng)，另一方面又是由若干代表黨組織意志的個人或集體組合而成，而這些個人或集體又分散在軍隊的各個角落。這樣一來，共產黨便能深深地融入軍隊之中，成為軍隊的“主心骨”。因此黨對軍隊的控制或領導，靠的是“影響力”。

　　今天的企業(yè)之所以在加強“控制”時極其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并扼殺下級組織的活力，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控制”的形式或過程中過于強調了法定權力的強制性作用。離開影響力的單純的法定權力是脆弱的。

　　而組織的影響力通常只能通過精神穹宇來實現。

　　遺憾的是，今天的企業(yè)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精神穹宇被邊緣化和空心化的問題，使之擺脫在組織諸要素中始終處于“陪襯式”的尷尬地位，使精神穹宇遠不能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這樣的組織從根本上講是沒有靈魂的“稻草人”。

在變幻莫測的競爭環(huán)境中“稻草人”式的組織極其容易被短期利益引入積重難返的歧途。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一文中指出，“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zhí)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fā)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zhàn)熱忱，一切技術和戰(zhàn)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fā)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1頁）

　　共產黨曾經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來確保精神穹宇在組織活動中的核心主導地位。“黨委統(tǒng)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本節(jié)內統(tǒng)稱為“集體分工制”）正是這樣一種重要的組織制度。

　　在集體分工制下，“一切重要問題”，“除緊急情況得由有關首長緊急處理外，均先由黨委員會討論，做出決定。”既然是必須由集體討論后做出決定，那么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浮出水面：即進行這種所謂的“集體討論”的規(guī)則是什么？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精神穹宇的諸要素和上級組織的具體指示。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各級黨委進行“集體討論”的過程也是實踐精神穹宇的過程，也就是共同實踐黨內主流規(guī)則的過程。無論集體討論的參與者是否明顯地意識到自己是在遵循這種主流規(guī)則，它都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如習慣性的看法或行為、言行的禁區(qū)等。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這種對“一切重要問題”的“集體討論”的過程，那么就只能依靠人們的道德自律行為去實踐精神穹宇，并且就會逐漸淪為一種可有可無的、甚至被權力肆意踐踏的擺設。這正是精神穹宇被邊緣化和空心化的根源所在?！?/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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